他凭借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等多重身份巧妙潜入敌后，直至成为军统直属第三站的中将站长；历经重重险阻，身陷无数危机，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内外反动势力在情报战场上展开激烈角逐；他退出秘密战线，投身于公开工作，却因“潘扬案”的牵连，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长达二十年。他就是中共情报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袁殊。
从左翼文人到秘密党员
袁殊，原名袁学易，亦称军光，化名曾达斋，笔名碧泉，于1911年3月29日诞生于湖北蕲春蕲州镇一个日渐式微的官宦世家。他的父亲袁晓岚，曾是老同盟会员，后来供职于国民党。袁殊自8岁起便随家人迁至上海。在立达学园求学期间，他接触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并投身于学生进步组织的行列。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殊毅然加入了罢工、罢市、罢课的游行示威。在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袁殊投身北伐战争，成为了北伐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袁殊选择了赴日本深造，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专攻新闻学及东洋史。在这期间，他研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从而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在北伐征途中的袁殊，其身影定格于1927年的皖赣边境。
1931年伊始，归国后的袁殊于上海创办了《文艺新闻》周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遂派遣楼适夷、夏衍协助袁殊开展工作，鲁迅亦对该刊予以关注，并为之撰写文章，《文艺新闻》遂成为左联的旗下刊物。同年二月，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五位作家不幸被国民党秘密处决，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致使各报均不敢触及。为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袁殊不顾个人安危，与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紧密协作，上演了一场巧妙的双簧戏。冯雪峰以“蓝布”为笔名寄来一封读者来信，询问五位作家的下落。袁殊在《文艺新闻》头版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题予以发表；随后，冯雪峰又撰写了两封“读者来信”，分别以“曙霞”和“海辰”为笔名，透露这五位作家“已被枪毙”的消息。袁殊在《文艺新闻》上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刊登了这两封来信。继而，袁殊将五位作家的照片公之于众，并记录了各界人士对这五位作家遇难的态度与反响。二人勇敢而机智地揭露了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令国民党政府束手无策，最终勒令《文艺新闻》停刊。自此，袁殊正式加入左联，并担任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常委一职。他出版了大量著作与译作，满怀激情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文化事业。他还是中国首位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并最早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夏衍借助这一文学武器发表了著名的《包身工》。若袁殊继续沿着写作的道路前行，或许能成为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然而，一项特殊的使命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29年冬日，袁殊于日本东京与同窗学友合影留念，彼时他位居后排右侧，身着便服，神态自若。
1931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袁殊接到了一纸通知，匆匆赶至静安寺附近的一处白俄风格咖啡馆。在这里，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的负责人潘汉年及其助手，化名为王子春的欧阳新，正等待着袁殊的到来。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宣布接纳袁殊入党，并指派他成为一名秘密党员，投身于中央特科的工作。那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因顾顺章、向忠发的背叛而遭受了重创。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共产党人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威胁。然而，为了探寻真理，袁殊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一政治上的抉择，自此在进步文化圈中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当时，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潘汉年的表情很严肃，“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王子春也说：“在敌人心脏地带进行分化瓦解的工作充满风险，你可能会被捕入狱，甚至目睹同伴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你甚至可能默默承受着反动罪名的负担，直至生命的终结，但党组织始终与你同在。”袁殊坚定地回应：“我深知此行的艰险，但义无反顾，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潘汉年委派王子春担任袁殊的单一联系人。在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后，袁殊熟练掌握了秘密联络和消息传递等基本技巧。为了顺利融入敌方阵营，王子春细心地为袁殊梳理了亲朋好友的关系网。袁殊回忆起自己有一位表兄贾伯涛，他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长子，得益于袁晓岚的推荐，他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生，曾担任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然而，袁殊与他们鲜有往来，几乎将这位表兄遗忘。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与贾伯涛取得联系，并请求他帮忙安排工作。由于袁晓岚的推荐，贾伯涛迅速将袁殊引荐给了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王子春建议袁殊撰写一份简历，强调自己渴望摆脱激进活动，追求平静生活的愿望。同时，他还让袁殊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作为附件。吴醒亚审阅后连声称赞“好”。鉴于是老友的推荐，吴对袁殊并无疑虑，立刻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湖北帮，并让他负责搜集内部社会消息。
1933年，吴醒亚创建了中统CC系的秘密分支——“干社”，与之相呼应的是戴笠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组建的军统“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护蒋介石、反共为共同宗旨，同期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袁殊被委以重任，担任“干社”情报股的股长，而行动股的领导则是李士群。李士群在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但被捕后，他与妻子一同公开叛变了革命。王子春曾下令袁殊对李士群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在最初打入吴醒亚的特工组织时，袁殊向吴醒亚提供的情报均由王子春提供，这些情报价值不高，多为西南派系联合反蒋的内幕消息。有一次，在王子春的授意下，袁殊借助洪帮（亦称洪门帮或红帮）成员胡抱一与淞沪抗日义勇军司令王亚樵的关系，成功为程潜部队驻沪代表搭建了桥梁，促成了双方的秘密会晤，为吴醒亚的情报组织树立了一项“功绩”。
王子春建议袁殊趁机向吴醒亚恳求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位，以便他能够着手工作。随后，袁殊得以进入“新声通讯社”，担任了一名记者。尽管“新声通讯社”政治立场较为中立，属于民间通讯社，但记者被视为无冕之王，他们能上至朝廷，下至民间，自由地采写社会新闻。因此，袁殊得以频繁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获取了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部信息，并且有机会参加日本驻沪领事馆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在王子春的巧妙安排下，袁殊与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外交官岩井英一相识。岩井要求袁殊向日本提供情报，并开始每月给予他200元的“交际费”。如此一来，袁殊又成为了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当时，中日正在进行关于货币兑换率和关税问题的谈判，这些内容自然成为了新闻界的焦点。凭借岩井的渠道，袁殊的消息既快又准确，这位“涉外”记者迅速崭露头角，吴醒亚也对他刮目相看。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建议袁殊以青帮的身份，尝试寻求杜月笙的帮助。于是，袁殊又成为了青帮的座上宾，并创立了“时事刊行社”，巧妙地周旋其中，游刃有余。
担任军统情报组少将组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增派兵力至上海。至9月中旬，已有五个师团的近20万日军被派往上海。进入10月初，第一○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相继抵达上海。日军意图迅速占领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的中国守军。为了协助守军抵御侵略者，袁殊化身为日本学生，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日军阵地进行侦察。他凭借一口流利的日语，巧妙地穿梭在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之中，一边机智地周旋于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的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牢记于心。他成功完成了实地侦察任务，并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情报，为上海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也因此受到了军统特务的注意并被逮捕，幸得杜月笙的斡旋，方才得以获释。
随着战局日益严峻，国民党陆续向内地撤退。此时，军统的首领戴笠正部署着秘密行动，亟需日语精通的情报人员。杜月笙向戴笠提议，曾一度被军统拘捕的袁殊，身为留日学生，与日本方面有着广泛的人脉，目前生活困顿，不妨交予他一些任务。一日清晨，戴笠亲自来到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家宅，要求袁殊于次日清晨九时前往面谈。随行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联络地址，随即驾车离去。袁殊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立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经过分析，认为戴笠此举意在征召袁殊，这正是一个可加以利用的契机。潘汉年指出，从短期来看，国共携手抗日，投身军统从事敌后工作对抵抗侵略大有裨益；从长远角度考虑，在军统内部埋下伏笔，日后在情报领域亦能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潘汉年赞同袁殊加入军统工作。
一是搜集日本情报，二是无论时局如何变动，都须坚守在上海。袁殊因此再度加入了军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尽管须受一位军衔低于自己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领导，但他借此机会充分发挥作用，开展情报工作，参与秘密的地下抗日斗争。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的一家高档咖啡馆与潘汉年会面。他以军统少将的身份，组建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打击侵略者、暗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获得了军统局的认可与奖励。
上海陷落后，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撤离至香港。临行前，他对袁殊叮嘱道：今后将通过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络，但情报方面的事宜仍需与他保持单线联系。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双重压力，坚守在孤岛上的上海地下党面临重重困难。袁殊孤身一人，在敌阵中英勇战斗，处境尤为艰险。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袁殊凭借智慧和勇气，在情报战场上与各方对手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激烈角逐。
1938年夏日，他亲自指挥策划了一项振奋人心的行动。在虹口的本田纱厂后院，隐藏着一个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袁殊派遣人员进行了侦察，发现只有一位充当伙夫的外地人可以自由进出。于是，他们派遣“抗日铁血团”的成员王铁民，化身为黄包车夫，以采购蔬菜为借口，主动与这位伙夫搭讪，逐渐与之熟络。经过一番周折，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弹交给了王铁民。王铁民巧妙地将炸弹藏匿于送至伙夫手中的菜筐里，并由伙夫带入仓库。他们约定“夜间务必外出相亲”。夜幕低垂，一声巨响震撼了夜空，日海军仓库被成功引爆，冲天火光划破了宁静的夜色，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民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随后，他又策划了对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伏击行动。
1938年秋季，戴笠于香港召集了一批军统核心成员举行座谈会，并对在敌后立下战功的同志进行了嘉奖。袁殊亦受邀与会。在会议进程中，戴笠对潜伏敌后的有功之士，既示以恩宠，又施以威慑。他首先对他们进行了丰厚的奖励，每人当场颁发两把最新型的加拿大制手枪，随后，他以严肃的语气说道：“你们可持此等利器，奔赴战场，杀敌报国；然而，若有人对我团体不忠，尔等亦可用此对付之。”袁殊听闻此言，心中不禁忐忑不安，深知戴笠所言非同儿戏，更明白自己作为非黄埔嫡系，难以获得完全的信任。会议临近尾声，戴笠又单独召见了袁殊，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其中最为关键的一项，便是返回上海后，秘密刺杀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曾杀害众多军统同仁，戴笠对其恨之入骨，下定决心要将其铲除。
在香港，袁殊成功争取到了与潘汉年的私密会面，向其详细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并透露了除掉李士群的任务。潘汉年告诫袁殊，清除李士群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务必小心行事。同时，他还透露了自己即将前往上海的安排。
“打这个电话，通知岩井营救袁殊。”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的名义，通过关系将他成功救出。
不仅蒋、汪两派均力图争取袁殊为其效力，日本人亦在积极争取并利用袁殊，以服务于其侵华战争。此时，岩井英一已出任上海领事馆副总领事，其主要职责依旧是为外务省搜集情报。岩井对袁殊与中国情报特工机关的深厚渊源了如指掌，却并不介怀。他同样深谙情报工作的本质规律，即相互渗透与利用。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所需情报，其他皆为次要。因此，他出面营救了袁殊。岩井正筹备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特地邀请了袁殊这位“老朋友”参与培训及情报活动。袁殊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向潘汉年及军统方面通报了此事。袁殊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侦察，搜集中国方面所需的情报。
巧妙运用日本特务机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及其侵略性的蚕食策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果断措施，以革命的双管齐下策略对抗反革命手段，既坚持开展公开的斗争，又不遗余力地进行隐蔽斗争。秉持“隐蔽精干、长期潜伏、蓄势待发、待机而动”的原则，在敌后区域构建了“灰色政权”、创办了“灰色报纸”，通过这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巧妙地实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
1939年11月，袁殊向岩井提议设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在上海宝山路938号悬挂起“岩井公馆”的牌匾——实则并非岩井的私人居所。党中央经过研究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调集人员，协助袁殊搭建团队。本部核心成员的选拔工作，主要在潘汉年的幕后指导下完成：主任一职由陈孚木担任，潘汉年通过何香凝的协助，邀请这位统战人士加盟；副主任兼主要负责人的位置，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接任。此外，协助袁殊全面管理人事和财务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和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以及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为我党的地下党员。
袁殊，1939年秋，上海宝山路。
潘汉年深思熟虑，深知对军统方面需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以维系双方的联系。为此，他指示袁殊向戴笠亲笔致信，详述因军统区长叛变，导致76号爆炸事件败露，致使自身被日宪兵司令部判处死刑。幸得岩井出手相救，方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处李陵之境，却不忘汉室之情。潘汉年派遣张子羽赴重庆，与戴笠沟通。戴笠当初任用袁殊，正是看重他能够“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因此对张子羽带来的亲笔回信欣然接受，并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袁殊机智过人，赢得岩井信任，巧妙利用日本人的“全面和平”策略，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同志，以及位于岩井公馆内的电台。岩井消除了疑虑，放任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以岩井英一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成为上海最大的公开日本特务机关。潘汉年借此名义，建立此机构，不仅为掩护电台，更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考虑。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击下，隐蔽战线的工作愈发艰巨，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深入敌后。在此之前，潘汉年已派遣关露打入76号。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圈子，对情报获取更为有利。潘汉年频繁往返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袁殊利用日方提供的便利和资金，在香港拓展情报网络。在潘汉年的精心策划下，袁殊成功演绎了一系列精彩的情报战。
1942年伊始，在日本的安排下，陈孚木与袁殊同行，肩负“兴建运动”代表的使命，受邀前往日本进行访问。主导此次访问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的要员野春吉三郎。吉三郎向陈、袁二人透露，我国当前的国策是企图诱降蒋介石，并构建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明确制定出南进的战略方针。这一消息令袁殊震惊不已。各方情报纷纷指向，日军南进已是无庸置疑的战略决策，潘汉年亦将此情报通报了延安。
◆岩井公馆旧址。
随着欧战烽火蔓延，苏联始终忧虑腹背受敌的困境。直至掌握日军南进的准确情报，方才果断地将数十万远东兵力调往西线。自1939年至抗战胜利，袁殊从未遭遇意外，这与他卓越的智谋和出色的行动密不可分。在这期间，他们完成的情报工作数量繁多——他们及时向党中央传递了日伪内部的人事变动；苏南日军的兵力配置、清乡行动；构建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路；以及营救被俘的我方人员——这其中就包括袁殊亲自解救的鲁迅夫人许广平，以及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人安全抵达根据地。得益于情报的及时传递，粟裕部队得以迅速突破日伪的合围“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1945年9月，中共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但不见了袁殊的踪影。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才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心向共产党，燃尽无怨。
1945年10月7日的拂晓时分，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与华中局联络部的周密部署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四人齐聚兆丰公园。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交通员黄炜和王平的接应，随后四人分乘三辆三轮车，安全抵达了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鉴于《双十协定》的签署，淞沪支队不得不进行第二次转移，他们乘船渡过长江，抵达了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民众敲锣打鼓，热烈欢迎北撤的部队，并以丰盛的宴席款待他们，袁殊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悦。
跨越长江之后，袁殊一行人继续向淮阴进发。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扬帆特地亲临码头，迎接他们至驻地。陈毅和饶漱石分别设宴款待，热情欢迎他们踏入解放区。袁殊亦得以重逢久违的左翼文化界老友，如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十四年来，他与敌人周旋，孤身一人奋战在敌后心脏地带。为完成掩护任务，他不得不扮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习性上也需与敌人同流合污，那难以言说的苦楚，他无人可诉。如今，他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大家庭。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表达了自己希望前往延安深造的愿望，但饶漱石以交通不便为由，劝他留在华中局继续工作。抵达解放区的头几个月，袁殊着手撰写白区工作经验以及敌后十四年的自传，并整理了关于汪伪、日特、军统内部的资料。他被任命为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随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建议，袁殊可对外以亲戚曾姓为名，将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重新计算，并以“曾达斋”的名义重新入党。
图集：1946年，袁殊在淮阴华中局联络部的留影。
1949年二月，北平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李克农亲自将袁殊调入中央情报部门，他随后随冯铉抵达北平履行报到手续。在那段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辛勤工作的日夜，无疑是袁殊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日以继夜地投身工作，专注于日本问题的研究，并定期为《世界知识》杂志撰写关于日本问题的政论文章。袁殊以其卓越的口才闻名，经常在部内为干部及年轻同志进行报告，分享白区工作经验，并深入讲解日本问题，在部门内被誉为“日本问题专家”。
1955年，袁殊正以满腔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为新中国情报事业倾注心力。然而，就在此时，“潘扬案件”爆发，他因长期服务于潘汉年领导之下，被以“反革命罪”之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刑期结束后，他又被监禁了8年。1975年5月15日，袁殊在秦城监狱中度过了20年零40个日夜，终于重获自由。尽管64岁高龄，他仍被送往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劳改农场“就业”。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之后，他立刻开始给曾经的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定信念，恳请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袁殊（居中左侧）与李克农（居中右侧）等人在北京相聚。
1977年五月，袁殊获准返回京城探亲，终于与阔别二十载的子女重逢。二十余载时光如梦似幻，他得知母亲已于1971年离世，妻子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心中不禁涌起无限哀愁。然而，当他看到子女们均已成家立业，生活和工作稳定有序，又不禁感到一丝欣慰。重返湖北后，他创作了一首《遥想》诗，诗中写道：“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三春堤上莺歌柳，墓霭林前燕舞塘。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他自认为将在农场度过余生，于是制定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他每月仅有的22元5角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订阅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天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籍和报纸，记录学习心得，并凭借记忆整理出狱中吟诵的诗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狱中的审讯记录，正是我得以昭雪的依据……我的遭遇看似复杂，但归结起来，不过是‘忠诚’二字。在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此生无憾。”他对平反充满信心，并创作了《感愤》一诗，诗中言志：“千锤百炼，坚不可摧；霜雪严寒，无损其志。风雪交加，驱散病魔；晨星闪烁，洗净寒光。”
袁殊在平反之后，于潘汉年先生的故居中，与潘汉年的妹妹潘玉琴共同留下了合影。
1980年正月初，尽管袁殊的半身不遂尚未完全康复，他仍旧毅然决然地从农场赴京，期盼着得到平反。文化界的旧交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纷纷前来看望，不仅为他解决了住房的燃眉之急，还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袁殊原单位特意派人送来生活补助，并成立了复查小组，重新审视他的问题。在狱中，袁殊曾深入研读《资本论》《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在等待平反的两年里，他依旧坚持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尽管手部动作不再灵活，他却仍以不懈的努力，揭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总结出了敌后情报工作的宝贵经验。袁殊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歪曲历史，也不为求得平反而说出违背自己心意的话。随后，他又创作了《大流氓杜月笙》《南窗杂记》等具有史料价值的传记，并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他的一生留下了近千万字的著作。
1982年9月，党中央作出重要决定，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同时，曾因“潘案”受牵连的袁殊同志也得以重获自由。党组织推翻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为他正名，恢复其党籍，并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职休养。至1987年11月26日，袁殊同志在解放军309医院安详离世，结束了他76载传奇般的人生旅程。国家安全部领导和机关干部数百人，齐聚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袁殊同志的遗体送别。他的骨灰盒上，高悬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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